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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与诺贝尔奖(转载)

2019-10-28 02:36  作者:admin 点击:次 

  www.62606.com,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科学都起源于思辨的传统,起源于对宇宙论的探究,即起源于哲学;而技术,按照拉普的观点[3],起源于巫术,后来在工匠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今天的一般民众看来,科学和技术是不可分离的同一件事,事实上,科学和技术曾是长期分离的。关于技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逻辑计算技术,第二类是器械技术,这两类都是客观技术;而第三类是感官技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技术,常被当作技巧-至少目前的技术哲学尚未将它列入技术加以考虑,拉普指的是第二类技术。但如果我们在比较勉强的意义上承认中国医学是科学的话,我们就得承认其必然有与之对应的技术存在,而这种技术就是感官技术,如众所周知的望、闻、问、切。这里第一类技术与科学一样是起源于哲学内部的,是理性技术;在第二类技术尚未充分发展之前,人们求得生存的技术主要是第三类,第二类技术是从第三类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即通常所谓“工具是感官的延伸”。

  在科学和技术长期分离的时间里,中国技术有着幸运的发展,那就是器械技术在能工巧匠那里得到直观的充分的发展,另一个成果是感官技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医药科学-中医。这两种发展确曾使中国科学在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占尽风头。而同时西方技术也有一个不幸的发展,在神学控制下,逻辑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4](中世纪),但器械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以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为基础的,在这种结合中,我们常常注意到科学对技术的理性基础作用,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进步。而实际上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更为根本性的意义在于技术使科学精确化,可以操作,明确科学结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得到技术性验证-使科学从哲学思辨中分离出来,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直到培根,科学和哲学仍未分离开来[5]),这种科学便是当今科学哲学所普遍要求的,这种科学必须与第一类技术和第二类技术同时结合。西方正是中世纪的不幸给近代科学提供了一个幸运的产物-逻辑技术;中国器械技术的幸运发展却给中国科学留下了不幸的后遗症:器械技术的辉煌阻止了它与哲学的结合,加之逻辑技术在早期繁荣(先秦时期[6])后突然中断,使得科学的精确化几乎不可能。没有推理所得的结论,器械的实证也成了“无米之炊”。于是中国科学和技术出现了永久分离的局面,科学理论附丽于哲学思辨的“虚、大、空”,而技术仅困于实际的功用。

  器械技术最初的理性基础是力学,这依赖于科学由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循序发展,中国科学经历了与西方科学相仿的天文学时期之后,未能转入力学的发展,而直接在古代转入了生物学(中医),这也阻止了中国科学从力学开始。科学和技术及其相互作用的发展关系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式表示:

  前三者是人类理性探索活动;后三者人类生存经验所得。近现代科学是哲学、逻辑技术和器械技术的结合;中医是哲学、感官技术的结合,神学是哲学、逻辑技术和巫术的结合。

  以上分析是中西研究传统差异形成的历史根源。缺乏逻辑分析的中医科学是中国科学研究传统的典型,其方法论是思辨-体验的形而上学。这里要指出的是,儒家对中国科学的罪过不是因为其内容,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这一形式扼杀了中国古代刚刚萌芽的逻辑技术。设想中世纪奉行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是原子论或别的不包括逻辑技术的学说,那么即使有文艺复兴的启蒙作用,西方科学的命运也不会比中国科学好得太远。在科学历史的长河中,方法比内容更重要,内容可以增减,而方法则具有惰性和排他性,新的方法很难被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研究传统的显著特征是逻辑分析和实验验证,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藉以产生的历史条件。逻辑实证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证实原则,而重要方法是逻辑的或语言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特征是强烈地反对“虚、大、空”的形而上学。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在后来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然而其关于科学是逻辑和实验验证的结合以及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并未被摒弃,相反,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加强。在诺贝尔奖授奖90余年的背后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哲学事实:即科学哲学的繁荣。于是,我们开始探讨第二个问题:科学哲学与诺贝尔奖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方法论关系。

  科学哲学从未明确地关注诺贝尔奖或其他任何科学奖,然而它对诺贝尔奖的影响却是铭心刻骨的。科学哲学的第一次繁荣是维也纳小组的国际化时代,维也纳小组宣称他们理论渊源来自马赫、罗素、赫尔姆霍兹、彭加勒、爱因斯坦等,这些理论“前辈”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马赫是影响最大者,按照波普尔的说法[7],虽然马赫是原子论顽固的反对者,但他的哲学却深深地为物理学家们所折服。逻辑实证主义者中也集中了许多物理学家,如卡尔纳普、莱欣巴哈、石里克(曾是量子论创立者、诺贝尔奖得主普朗克的学生,他们的哲学思想是相互影响的)这些领袖人物。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批判理性主义是科学哲学的第二个**,其孤独的领袖波普尔,虽然本人不是科学家,但他的思想却广泛地影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7],爱因斯坦是第一个赞赏他的哲学的人,并与他作过多次深入的交谈,他也与薛定谔不休地争论过负熵问题,他自己也在《自然》上发表多篇论述“时间之矢”的科学论文,并作出了概率的趋向性解释。他对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的影响尤为深刻和广泛,操纵子模型的创立者莫诺本人也是个哲人,但他公开承认波普尔对他的工作的影响;梅多沃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艾克尔斯要求科学家“阅读和思考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的著作,并作为他们的科学生涯的基础”,并且他还与之合著了《自我及其脑》一书。波普尔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传统,并且着重强调了实验通过否证逻辑推论而证伪理论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首先是对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后又通过物理学而对生物学产生影响,使生物学进入分析时代的,分子生物学的时代就是分析的生物学时代,它充分地体现了物理学和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在受到影响的同时,生物学逐渐地摒弃了物理学和分析哲学中一些不恰当的方法论如还原论,但追求精确、摒弃形而上学的实证思想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扬。

  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是以沃森-克里克对DNA双螺旋结构的阐明而被开创的,然而在此之前德尔布吕克对该时代到来之前的方法论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8]。德尔布吕克是量子力学奠基者玻尔的学生,他对玻尔的互补原理深有领会,认为物理学中的一些方法同样适应生物学。30年代中期,他常常参加柏林由物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组成的小型讨论会,而此时,柏林有一个由物理学家莱欣巴哈·亨普尔领导着的与维也纳小组有密切联系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这两个柏林小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937年,德尔布吕克到加利福尼亚研究遗传学,当时美国以摩尔根为代表的细胞遗传学事业正值登峰造极之势,摩尔根的研究材料是果蝇。德尔布吕克独辟蹊径,把目光投向噬菌体这种易于繁殖,只有蛋白质和核酸物质的简单而又有代表性的生物,这种对实验材料选择的简单性与玻尔选择氢原子作出他量子论假设的方法如出一辙。德尔布吕克的基本思想是“在每一种有机体中,所发现的许多高度复杂和特殊的分子,其起源问题有一个极大的简单性[9]。”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德尔布吕克的方法论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德尔布吕克使得对噬菌体的研究从模糊的经验论转变为精确的科学,他分析和鉴定了生物学效应的精确测量条件,制定了定量的方法,建立了统计标准,使得后来的研究成为可能[10]。”研究DNA模型的四个主要科学家中,除沃森是遗传学家外,其他三位都是物理学家。克里克坚持生物学中的实证论思想,他认为:“生物学当代运动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就是根据物理学和有机化学解释所有的生物学……量子力学和我们关于化学的经验知识一起表明能为我们提供建立生物学的‘确定性基础’。”[13]50年代以来,物理学向生物学有一次大规模的转移[11]。可以说,现代科学的研究传统依然是逻辑实证的范式,从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看来,生物学和物理学方法论具有同一性,通过少量事实,构建模型假说,根据背景知识作出一系列推论,然后用实验确证。

  不可否认,随着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逐渐地远离科学和科学家,堕落为一种科学史哲学或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家现在更经常地陷入可以理解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科学哲学的经典使命和责任心是对科学及其发展给予批判性关注并影响其现实发展;而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必须建构自己的体系,如果遵循以往科学哲学家的传统就可能在科学哲学的事业中无所作为。责任心和事业心的分离,使他们选择了具有诱惑力的事业心,这样科学哲学便失去了对现实科学理论的鉴赏力和批判力,而只是把科学当成一般成熟的历史和异在的对象尽可能客观地研究-然而真正的科学哲学是应当而且必须介入主观勇气的。当中国哲学开始大规模地接触科学哲学的时候,很不幸,西方科学哲学正远离科学而去,中国错过了一个科学哲学与科学批判性相关的时代。

  在此之前,中国科学已经错过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时代-分析时代。中国科学自从进入“第二个春天”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十分繁荣的现象,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学科”或交叉科学,然而细究起来,除了概念的重新剪接之外,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新理论,没有新理论的新学科,其生命力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十多年虚假的繁荣,这些新学科基本上烟消云散了。这些新学科的中心思想就是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新综合,大都利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或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协同论这些名噪一时的横断科学,而实际行为是把这些理论中不多的实证成分掏空了,剩下一架“虚、大、空”的哲学躯壳,使科学倒退到思辨上。中国科学中,分析思维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在这样一种新综合的诱导下,中国科学将向何处去呢?从诺贝尔奖的角度看,它并未授予这些新综合学科,超循环论和耗散结构只是作者在具体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所作的哲学超越,而且大多是获奖后发展充实的。我们不能通过肯定诺贝尔奖成果而不加分析地肯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所有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浅薄的新综合,并且它耗费了我们大量优秀的智慧,一方面是由于思辨研究传统的惯性作用,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缺乏科学哲学及其方法论的素养,缺乏对现代科学藉以兴起的思想史基础的了解[12]。不可否认在经过多年禁锢以后它的启蒙作用,但对于蓬勃发展的现代科学而言,毕竟是一个误导。

  在我国科学和科学哲学界,一方面,缺乏方法论素养的科学家,很难预见到重大和有获奖可能的项目,只好追逐别人的研究。周芷未能获奖固然与偏见有关,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的有影响力的研究小组恐怕是不无关联的,而这又与其他学者因缺乏以方**素养为基础的预见力而不能簇拥于她的周围是有关的。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工作者大多是对科学知难而退者,缺乏对现代科学前沿课题的了解,加之又为建构体系的事业心所累,而无法与科学深入地探讨问题,结果他们充其量也只有跟着别人对已经成熟的历史案例作出分析或者提些不同看法。科学哲学对科学重大课题了解的肤浅和不准确加深了科学家对科学哲学误解。如何设想一个国家没有高水平的科学会有高水平的科学哲学吗?中国科学哲学应该重新唤起科学哲学的责任心,批判性地关注科学的前沿发展,勇敢地担当起引导中国科学发展方向的重任。

  缺乏逻辑分析的中医科学是中国科学研究传统的典型,其方法论是思辨-体验的形而上学。

  ——传统中医的问题,在于医哲不分,以至于部分人士认为中医本质上是一种哲学。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不是中医理论本身。中医的核心理论,是辨证论治,是研究分析症状-证(病理过程或状态)-方药(穴位)之间内在的、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关联与规律。

  至于阴阳五行,本质上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两个概念,辩证法可以与唯物主义结合,亦可以与唯心主义结合)。阴阳学说的主要内容有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与辨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密切相关。而五行学说,则是系统论的原始模型,五行是一系统,由子系统构成,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之关系,古人用生克乘侮之概念,来概括与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与规律。

  缺乏逻辑分析的中医科学是中国科学研究传统的典型,其方法论是思辨-体验的形而上学。

  ——传统中医的问题,在于医哲不分,以至于部分人士认为中医本质上是一种哲学。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不是中医理论本身。中医的核心理论,是辨证论治,是研究分析症状-证(病理过程或状态)-方药(穴位)之间内在的、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关联与规律。

  至于阴阳五行,本质上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两个概念,辩证法可以与唯物主义结合,亦可以与唯心主义结合)。阴阳学说的主要内容有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与辨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密切相关。而五行学说,则是系统论的原始模型,五行是一系统,由子系统构成,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之关系,古人用生克乘侮之概念,来概括与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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